今天是年4月8日，

去年的今日，

年4月8日零点

武汉解封！

武昌柳绿，珞珈樱红

白云尚在，黄鹤重来

黄鹤楼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一座楼，一座山，一座城

一条江，一个人，一首诗

一千多年的江山变换

黄鹤楼，始终是一个不朽的传奇。

那么，

武汉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且看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易中天对武汉的论述

武汉是镇。

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这当然并非说武汉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什么城市是“说不清”的，武汉就更是“说得清”，只不过有些“不好说”，有点“小曲好唱口难开”而已。因为武汉这座城市确实有些特别。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

这种“最好同时也最坏”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这样一种“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环的前途。武汉现在便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害得研究武汉文化的人左右为难。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而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直快则停三次），恐怕也只有武汉一例。这曾经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另一件让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事则是在武汉架起了长江第一桥）并认为据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阔”。

事实上，武汉也是中国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曾经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事实上那时如果守住了武汉，战争的形势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连自己的首都南京都守不住，又哪里守得住武汉？

但不管怎么说，武汉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很多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它的成就和影响，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甚至在省会城市中，也不算十分出色。

在过去某些时期，武汉一直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既没有领导消费潮流的物质产品，也罕见开拓文化视野的精神产品。除街道脏乱、市民粗俗和服务态度恶劣外，在全国各类“排行榜”上，武汉似乎都难列榜首。

这就使得武汉在中国城市序列中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委屈的地位，也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

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成为“首善之区”的。

一、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武汉的地理特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

其中，“一线”即京广线，“两江”即长江、汉水，“三镇”即汉口、汉阳、武昌，“五方杂处”则指“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竹枝词》）的武汉市民构成。其余几句，大体上是说武汉地处国中，交通便捷，人文荟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云云。

具有这样地理文化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所以也有主张迁都兰州者），而不是北京。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难说是中国的中心。它偏在所谓“十八行省”的东北一隅，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对于需要严加防守的东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长莫及。无论从政治（统领控制）、经济（赋税贸易）、文化（传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么方便。惟一的好处似乎是相对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卫京畿”的天津卫失守，皇上和老佛爷也只好赶忙到西边去打猎。（当时把光绪和慈禧的仓皇出逃称为“两宫西狩”）

看来，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点“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从关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们民族的发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们的定都北京，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何况北京也有北京的优势。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在这里可以遥控东北，兼顾大漠，独开南面，以朝万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确实是理想的帝都。

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当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而武汉也曾经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选。南京的落选自不难理解，而北京的当选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顺应民心的。至于定都北京后的种种不便，则为当时人们始料所不及。现在，这种种不便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明显。

武汉就没有那么多麻烦。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汉的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真正的“国之中”。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陕西，东有安徽，西有四川，此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甚至甘肃，距离亦都不远，则“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

何况，武汉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占尽了地利。东去江浙，南下广州，不难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人川滇，亦可躲避国难。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制内御外，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其实，从地理地形上看，武汉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主席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气势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太多。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而杭州又太秀气。南昌、长沙、合肥也气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于一隅的贵阳、昆明、兰州、太原、济南、福州更难有提纲挈领、睥睨天下的气势。然而武汉却有。大江东去，两山雄踞，虽不及北京的山川拱卫，南京的虎踞龙蟠，却也龟盘蛇息，得“玄武之象”。“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种雄浑气象，不也天下少有、他处罕见？

总之，由于武汉地处华中，也许无法成为“坐北朝南”的帝都，却未必不能做新中国的首都。不要说它那“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达和调兵遣将），至少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发生水资源危机，要兴修“引滦入京”的大工程。

所谓武汉“不像首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它那三镇鼎立的格局。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首都应该是中心，应该像北京那样，呈中心向外辐射状。如果像武汉那样三镇鼎立，岂非暗示着“分裂”？此为大不吉利。再说，三镇一起来当首都，怎么安排似乎也不好摆平。

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状态。综观世界各国，首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单纯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疏离。首都就是首都，不承担别的任务，不具备别的功能，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另一种则是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相重叠，或者既是政治中心，同时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如日本首都东京、法国首都巴黎、俄国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罗马、埃及首都开罗。如果选择前一种类型，自不妨另选区位适中、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又易于重新规划建设的小城。如果选择后一种类型，则武汉实为首选之地。

以武汉为首都，可以将工商业基础较好的汉口发展为经济中心，将文教业基础较好的武昌发展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础较为薄弱、易于重新规划的汉阳建设政治中心。三个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镇，能进能退，可分可合，既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又不会相互干扰、牵制，岂非“多样统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况武汉还有那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决非那些干巴巴光秃秃的工商业城市可比。东湖秀色，珞珈青峦，琴台遗韵，红楼倩影，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登黄鹤楼远眺，江城景色一览无遗。晴川阁下，新枝历历；鹦鹉洲上，芳草萋萋。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紫气南来，云集了四海英雄豪杰。登此楼，观此景，你会感叹：江流浩荡，大地葱宠，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这样地灵人杰的地方，不是正好做首都？

▲年，汉阳，汉阳钢铁厂

武汉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从历史和地域两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略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细说则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等。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气质不同，风格各异，精神有别，既对峙冲突，叉渗透交融。武汉恰恰是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

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头部队和北方文化“南下”的先开之门。不难想象，武汉一旦获得了北京那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纳精英延揽人才的文化特权，也一定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弘的崭新文化。

事实上，武汉文化早就不是纯粹的荆楚文化。它已经具有某种综合、融合的性质。有一个笑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笑话是武汉人说的。他们说，就像武汉本来要定为首都一样，武汉话本来也是要定为普通话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汉人”，“汉人”不说“汉话”，说什么？这话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武汉话”简化为“汉话”，又把“汉话”等同于“汉语”。不过武汉人并不把它当笑话讲，我们也不把它当笑话听。因为武汉话确实有点“普通话”的意味。它是北方语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过渡（汉剧极其接近京剧就是证明）。北方人听得懂，南方人也听得懂；北方人容易学，南方人也容易学。除不太好听外，并无明显缺陷，定为普通话，也就没有什么不妥。

这就是武汉。它是“七星高照”的地理中心，“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文化上“四海呼应”，军事上“六路齐观”，经济上“八面玲珑”，和全国各地都“十指连心”。

看来，武汉还真有资格当首都。

可惜，历史好像不太喜欢武汉。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按照多少可以给武汉人一点面子的说法，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当时东吴的孙权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迁都者，其实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现在武汉三镇中的那个武昌。

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实在够窝囊的。

▲年，汉口租界

武汉，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运气不佳”。

甚至直到现在，武汉的“运气”仍不能说是很好。历史没有给它很好的机遇，它自己似乎也没有很好的作为。据方方说，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作“东方芝加哥”，谓其繁华其现代和美国那“哥们”差不多。可惜“叫了几次没什么人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武汉这个地方》）方方热爱武汉，很想为武汉人争面子，就说没叫成也不坏，因为叫成了也只是个“二哥”。但她仍坚持说武汉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广州六城”，而且还很为武汉排在第七不平。

然而在我看来，只怕连“老七”的排名似乎都乐观了一点。武汉的知名度确实曾经是很高的，只不过那多半是老皇历。比如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便有地主逃难“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之说。可惜现如今“人心不古”人们提起武汉，已不再肃然起敬，不怎么把它当了不起的大城市看。当然，知道武汉的人还是很多。但他们的“有关知识”却少得可怜：

一是武汉热，是“三大火炉”之一；二是武汉人惹不起，是“九头鸟”——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年代，汉口商业街——六渡桥

说起来，武汉是有点委屈有点窝囊。它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作过大贡献有过大功劳的。可现在，它似乎不那么风光。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北伐”时，它瞻前顾后（看北京，看广州）；当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龙头老大”，而重庆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时，它东张西望（看上海，看重庆）。它看到了什么？它看到东（上海）南（广州）西（重庆）北（北京）都在发展，而自己夹在当中，却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义之功的武汉，有着能当首都条件的大武汉，现在却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来，又小不下去。

也许，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汉人就不该抱怨运气，埋怨别人，而该好好想想自己。长年在外工作、对各大城市市民习气领受颇多的武汉市人大代表王新国就曾很有感慨地说：“武汉人爱到处晃，干事也晃晃，‘荷花’晃掉，‘莺歌’晃哑。我几次看到在街头喝汽水的小青年，喝完了把瓶子砸在马路上。这连小市民都算不上。至于过完早乱扔碗，随便过马路、吵架、抖狠，都不是现代化大都市应有的现象。”

▲年，汉口，中国银行

无疑，武汉没当上首都也好，不那么风光景气也好，都不该由武汉市民来负责。这里面有极其复杂的多种原因，不是哪个人负得了责的。但武汉人的性格没帮上什么忙，甚至帮了倒忙，却也是事实。比如，在武汉生活，随时都要准备吵架；而在武汉的国营大商场购物，也很少有心情愉快的时候。“售货员们永远恶劣的态度和永远懒散的作风，使你觉得他们站在那些柜台里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让你满心不快地走出他们的店门。”（方方《在武汉购物》）

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了这种恶劣，对那些态度好得出奇的商店反倒起疑，怀疑他们要推销假冒伪劣的产品。很多人都说，武汉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人很好。我也认为武汉人很好，甚至很可爱，然而却让外地人受不了。于是，我们就想问一句：武汉人的性格究竟是怎么搞的？

二、可爱的武汉人

其实，武汉人是非常可爱的。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

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大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啫”，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口气和方式。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

更让人受不了的，则是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他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阴倒搞”（背地里搞小动作）。“阴倒搞”也叫“戳拐”，一般指背后告刁状，也指说坏话、散布闲言碎语等。与之相配套的另一个词是“找歪”，也就是找岔子、找麻烦、找不自在的意思。所以，一个武汉人如果发现有人“戳拐”，就会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说：“么样，想找老子的歪？”这个“戳拐”的人也就只好躲起来。因为一个喜欢“戳拐”的人，在武汉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

武汉人痛恨“阴倒搞”，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也要痛痛快快地当面说出来，包括说你“瞎款”。这好像有点奇怪。武汉人不是挺讲究“就不就味”的怎么能这样不给人面子也许，武汉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就味”吧！至少，我在武汉生活多年，还没见过因说“瞎款”而翻脸的。相反，如果一个武汉人会当面说你“瞎款”，则多半是把你当作了自己人。因为这说明他和你之间没有芥蒂，没有隔阂，可以随便说话，包括说你“瞎款”。

同样，说话“带渣滓”，也不会引起太多的麻烦。所谓“带渣滓”，也就是说话时带出骂人的话，又叫“带把子”。把，要读去声。方方说“带把子”就是“话中有话夹枪带棍的意思”，（《有趣的武汉话》）其实不然。所谓“把子”，就是男性生殖器。因此“带把子”便有“见谁操谁”的意思。骂人的话，常常与“性”有关，这也是天下之通则。比如“他妈的”，就略去了后面“儿童不宜”的一个字。“个板马”，后面也省掉了两个字，也是“儿童不宜”的。所以，说话“带渣滓”、“带把子”，不太文明。

一般地说，和长辈说话，或者和重要人物（比如领导）说话，是不能“带渣滓”的。不但不能“带渣滓”，还得“您家”长“您家”短。吵架时最好也不要“带渣滓”，因为那会扩大事态。如果是平辈朋友熟人间说话，那就满口是“渣滓”而且，越是关系亲密，“渣滓”就越多。比方说两个好朋友见面，一个说：“你个婊子养的，这几时跑哪里去？”另一个就会说：“找你老娘去！”这实在很不像话，却没有武汉人会计较。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武汉人酒量并不是最大的，难对付的是他们劝酒的方式。比方说，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啫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

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梗朋友”，那么，不也可以拍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耳朵叫他“婊子养的”。

武汉人也像孩子一样爱玩。不过，武汉人的爱玩，又不同于成都人的爱耍。成都人的爱耍，是真的去玩，武汉人则往往把不是玩也说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实就是游泳。全国各地都有爱游泳的，但把游泳称之为“玩水”，好像只有武汉。武汉夏天时间长、气温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为武汉人的共同爱好。武汉人“玩水”的高潮或者说壮举是横渡长江。这件事是毛泽东带的头。毛泽东不但开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因此我常想，幸亏武汉人只是爱“玩水”。要是爱“玩火”，那还得了。

武汉人像孩子的另一表现是不太注意吃相。他们吃起东西来，往往“直呵直呵”地。尤其是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此为最正宗之做法，现在则多半偷工减料）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武汉人接过来，稀稀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

所以有人说，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都有自己的《知青之歌》，其中以南京的最为有名，词曲都有些伤感，作者也因此而遭通缉和批判。武汉的《知青之歌？却不伤感，也没有遭批判。因为武汉的《知青之歌》竟是：“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爱热干面，是不好算作“修正主义”的，也扯不到“路线斗争”上去。

爱吃热干面，我以为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不“啫”，不嘀哆，也不装模作样。的确，正如方方所说：“武汉人特别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武汉人特别的真》）

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也会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时候打点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来。因为他们的天性是率真的。所以，尽管他们也想学点狡滑，玩点深沉，无奈多半学不像玩不好，反倒被人骂作“差火”鄙作“啫”。

武汉人的好相处，还在于他们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还味大得很呀”，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武汉人的确是比较“江湖”的。他们远不是什么“最市民化”的一族。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

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比如“拐子”这个词，原本是江湖上帮会中用来称呼“老大”的，武汉人却用来称呼自己的哥哥：大哥叫“大拐子”，二哥叫“二拐子”，小哥就叫“小拐子”。又比如“叶子”，也是江湖上的语言，指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一如叶子长在树上，关乎形象，也有装饰作用。由是之故，武汉人又把手表叫做“叫叶子”。因为手表也是有装饰作用的，但又有声音，因此是“叫叶子”。对于这些带有江湖气的话，武汉人都很喜欢，流传起来也很快。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嫂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这一点也和北京人相似。不过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汉人的圈子不大一样。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武汉人则更看重恩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比如先前武汉街头常有的打群架就是。至于商店里服务态度恶劣，则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不一样，店里来了价廉物美的东西，他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一时没法来买，他会给你留着，并以恶劣的态度拒不卖给别人。反正，武汉人一旦认定你是朋友，就特别帮忙，特别仗义，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没事时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见踪影。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总之，武汉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除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汉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给足，顺着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会在他们粗鲁粗暴的背后体会到温柔。

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而且历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使得武汉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或者说，“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方方《武汉人的性格是怎么搞的》）这就无疑是一种文化优势，有此文化优势，岂能不大展鸿图？

三、优势与难题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冒”，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

▲年代，国立武汉大学全景

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年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衙，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岂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兼自慰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

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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