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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科病房、内科病房、精神科病房、婴幼儿科病房和妇产科病房都护理过患者。但事实证明，我最喜欢的护理是各种专科的综合：外科、内科、儿科、成人以及精神健康。

最终，我在重症监护病房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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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终有一天需要医护人员给予我们支持，看护我们的尊严。正如在这次全球的疫情下，我们所真切地感受到的一样。在这个充斥着恐惧、仇恨和分裂的时代，作者克里斯蒂·沃森以娴熟的笔法记录下感人的护理经历，带领我们深入医疗体系中常被轻慢的医护世界。20年的护士生涯，克里斯蒂从实习开始，护医院的各个科室，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迟暮的老年人，都是她的护理对象。

我唯一的一次产科接生经历

“分娩是自然过程，不是疾病。”我一直跟随的助产士弗朗西丝告诉我。当时我正在学习精神健康护理，虽然不必接触产科学，但我的第一年小组实践被安排在产科病房，于是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弗朗西丝的声音轻快，跟她在房间里走动的方式如出一辙。她一边四处走动，一边整理房间，把沾满血迹和其他液体的卫生护垫放进黄色的简易垃圾桶，再洗手，然后整理床铺。她带着我四处看看。我们走过产前病房：“在这里护理的是那些孕期20周以上且感到身体不适的产妇。”每日评估专科：“检查怀孕期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使用超声波、血液诸如此类的方法”。接着我们经过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产妇正用胎心监护仪测量胎儿的心跳以及子宫收缩频率，对死胎的恐惧悬而未决。我们经过一些饱受妊娠剧吐——严重的晨吐——困扰的产妇，她们在日夜不停地呕吐之后，急需补充体液。还有几位患上妊娠期糖尿病的产妇，她们可能会产下巨大的婴儿。另外几个出现在这里的产妇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但由于之前已失去过一个（或更多）宝宝，她们对于重蹈覆辙的恐惧格外严重，因此常常陷于极度的痛苦中。我们经过引产室，来到交接室。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列出产妇的名字：房间号、孕期、胎数、情况概要、进展、疼痛状况以及对应助产士的名字。我右边有一个带泳池的房间，随后是7间产房，最末端是多胎产室。产科病房很闷，湿气很重。弗朗西丝穿着深蓝色的罩袍和木底鞋，哪怕走得很快，也显得很放松。她特意用熨斗把短袖上衣的领子熨得挺立，脸上的妆容也始终恰到好处，头发一丝不乱。而我，只是跟着弗朗西丝在这里走了一圈，就已经大汗淋漓，头发也走了形，我能感觉到自己急匆匆涂到脸上的化妆品正在慢慢掉落。我们准备去看看斯嘉丽，一个正处在分娩早期阶段的年轻女人。“年轻妈妈，”弗朗西丝说，“第一胎。说不准会怎样。有些女人看上去很脆弱，弱不禁风，可生起孩子却像剥豆子一样干净利落。另外一些表面坚如磐石，最后却不得不用上辅助手段——药物、硬膜外麻醉、手术钳、剖宫产。这事说不准。”我们走到门口时，斯嘉丽坐了起来。我在门口踱步。“进来吧。”弗朗西丝挥挥手，示意我进去，“这是克里斯蒂，她是个学生，今天跟着我实习。要是你同意，她就过来看看？”斯嘉丽点点头。“带一群人来我都无所谓，”她说，“我现在只想赶紧生完。”说完她大笑起来。她穿着一件曾经是白色的胸罩，现在被洗得有些发灰。胳膊上有个文身，“Rocket（火箭）”。这个Rocket是孩子的爸爸吗？她的乳房很大，上面布满蓝绿色的静脉血管。肚子又大又亮，样子令人难以置信。她看上去年纪很小，小到不应该有孩子。斯嘉丽是单身母亲——“他走了，不过感谢上苍的这小小恩惠”——她妈妈陪着她，正紧紧攥着双手。斯嘉丽笑着看向我：“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只想把这个小东西从身体里弄出来。”她一头红发，脸上长着雀斑。“她的皮肤太薄，很容易撕裂。”弗朗西丝稍后对我说，“她这么年轻，就要留下妊娠纹，不过肌肉会很快恢复。”房间沐浴在阳光里，很热，但不能开窗。虽然有风扇，但斯嘉丽脸上还是在不停出汗。妈妈拿着一块灰色的毛巾，轻轻擦了擦她的额头。“这下好了，凉快了。我还有葡萄糖片，斯嘉，你可以吃。都准备好了。”斯嘉丽的妈妈穿着一件胸前印着“Mexico（墨西哥）”的T恤衫，T恤衫上面还有一棵棕榈树的照片。她注意到我在盯着它。“我们4年前去的。真是再好不过的假期。食物棒极了！吃了太多奶油玉米卷，我怕自己都要变成玉米卷了。”斯嘉丽翻了个白眼，然后把毛巾推开。“我要吐一下。”她说。弗朗西丝推开我，及时把一个纸板做的病号小碗塞到斯嘉丽的下巴底下。“别担心，这种情况时常发生。等孩子生下来你就好了。”为防万一，她身边一直备着病号碗，我先前并没有注意到。当助产士告诉斯嘉丽是时候看看情况了，并让她张开腿时，我差点栽了一跤。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完成于15世纪80年代，描绘的情景是女神维纳斯从海边的贝壳里降生，以贝壳——自古典时期就开始使用——象征女性的外阴。我喜欢那幅画。斯嘉丽的外阴可一点也不像贝壳。看到那肿胀、撕裂的皮肤，看到它拉伸到就像一个即将爆掉的气球一样透明时的震惊，让我回到童年时的卧室里，我再次变成那个瘦巴巴的小女孩，把贝壳捂在耳朵上。我几乎能感觉到它冰凉的触感。我回想起爸爸的话：“如果努力去听，你什么也听不到，但同时又能听到一切。”但我听到的只有尖叫。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婴儿降生。斯嘉丽刚开始用力推，我就陷于惊愕，不停地哭，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有人预先提醒过我脐带是蓝色的，婴儿脑袋的形状会像一个冰激凌筒，但生育时激烈的推挤还是把我吓坏了。我初来乍到，是个彻头彻尾的菜鸟护士。虽然已经学习过理论知识，但我还没经历过课本外的任何事情。但在这个房间里，看着斯嘉丽挣扎在生命的边缘，而她的孩子正在向那个边缘爬来，我觉得自己简直一无所知。我一直在哭，哭个没完。弗朗西丝皱着眉头瞥了我一眼，可我停不下来。尖叫了许久之后，斯嘉丽变得非常安静。而后，她开始低声呻吟，那声音听起来不像人声。我数着覆在斯嘉丽脸部雀斑上的汗珠，努力不去想她的皮肤。紧绷的皮肤。撕裂。“我想要一个硬膜外麻醉。”她尖叫道，“我受不了了，使不上劲了。”弗朗西丝很冷静。“我们再等一次宫缩，然后我来给你麻醉，好吗？”呻吟变得更响亮，和斯嘉丽的正常声音相比越发遥远和陌生，仿佛来自别的地方。那声音就像来自大地的声响，来自古早时代和遥远之处。斯嘉丽用力推挤、喘息，在床上扭动身体，仿佛正遭受火烤。这显然不正常。同时，弗朗西丝已经把半只手探进她的身体里，手套上覆满黏液，她几乎能看到斯嘉丽的胃。“我要死了。”斯嘉丽喊道。斯嘉丽的妈妈也哭了，哭得停不下来，直到泪水浸透衣服，让“Mexico”里的字母“M”的颜色变得和其他字母不同。弗朗西丝抽出手来，伸到床下，打开一个白色的无菌包裹。她的声音变得强硬。“你不会死。你要接着用力挤。你能做到。很好，你现在做得很好。”斯嘉丽停止尖叫，身子也停止扭动。婴儿露出头时，头上包着羊膜——就像某种纸袋——包覆着胎儿的羊膜，通常会留在母亲体内。弗朗西丝把它从婴儿头上解下来，就像摘帽子一样简单。“好的。好姑娘。我想你现在要喘口气，然后等我告诉你的时候再轻轻用力挤。”婴儿的头已经出来，然后，身体其余的部分也随着一波血污、粪便和黏糊糊的白色物质一起出来了。到处都是黏糊糊的液体，病房的墙壁仿佛都随着斯嘉丽的尖叫颤抖起来。弗朗西丝像用毛巾擦干头发那样，擦了擦婴儿的后背，然后把她放在斯嘉丽胸前。“是个女孩。”她说。斯嘉丽啜泣起来。“一个女孩。”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摇晃，“一个女孩！”“别担心这个。”弗朗西丝指了指胎膜，“有人说这预示着孩子注定要功成名就。”她表露惊喜，仿佛这是她第一次遇到这事儿。斯嘉丽凝视着新生宝宝和母亲时，我盯着她的脸庞。她们之间的目光流转让我哭得更厉害了。斯嘉丽女儿的哭声是我听过的最美好的声音，就如奇异而美妙的音乐。弗朗西丝还有事要忙。在取出胎盘、剪断脐带之后，她拿出一套缝合工具，准备修复斯嘉丽薄弱的皮肤。“严重撕裂甚至可能会导致女性失禁，而且这种状况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常见。”《英国妇科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生育第一胎时，有85%的妇女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皮肤撕裂。幸运的是，斯嘉丽并没有遭遇“严重的”撕裂：产科医师将这种严重创伤称为“产科肛门括约肌损伤”（因为整个组织的撕裂伤会延伸到肛门，造成肌肉和神经的损伤）。她无须进手术室修复创伤。虽然她也有轻微程度的撕裂，但只能算是“二级”，那意味着弗朗西丝自己就能把它缝合好。不过在动手之前，弗朗西丝在斯嘉丽身边跪了一会儿，欣赏着这个孩子。“她很完美。”她说。她摸了摸孩子的小脸颊，然后又伸手摸了摸斯嘉丽的脸颊。“你很幸运，孩子也是。干得好，妈妈。”我不得不离开房间。我靠在外面的墙上，身旁是红色灭火器和贴满婴儿照片的软木展板，我崩溃了。分娩是件血淋淋的活儿。我感到脑袋轻飘飘的，双目昏眩。但让我昏眩的并不是生育现场的血腥。空气不同，世界也不同了。我实习护士服的领子已被泪水浸湿，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掉。我陷入对女人、助产士和人性彻头彻尾的惊异中。随后，在肮脏的杂物间里，弗朗西丝教我如何检查胎盘。她把它放在一个塑料托盘里。胎盘比我想象的要大。“要是从外面能看到透明的气泡，”她说，“那可能是妊娠期糖尿病或先天性心脏病的征兆。”她一边说一边检查手里的胎盘。它就像是你可以在随便哪家肉铺看到的动物肝脏，不过要轻一点：呈深紫色，黑皮诺葡萄的颜色。“脐带周围是沃顿胶质——眼球里也有这东西。”我看着这种胶状物，努力不吐出来。“它看上去有点像猪肉馅饼的馅儿。”我说。“确实。”她回应说，没有笑。“这太兽性了，”我对弗朗西丝说，“她呻吟的时候就像一头动物。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那声音是不真实的，就像一头奶牛！”弗朗西丝瞥了我一眼，然后重新注视着胎盘。“这很正常。”人类的分娩和其他物种的分娩有很大差异。大量研究表明，母亲、胎儿与胎盘之间发生了复杂的生化对话。人类的胎盘缺少酶CYP17，这种酶在动物分娩时起刺激作用。人类的分娩更多是一种语言——一种母亲和胎儿之间的对话，担任转译工作的是胎盘，比如弗朗西丝拿在胸前的这一个——女性的秘密语言。“生育是最自然、最人性的事情。”她说，“没有比它更能体现人性的了。”她总能把事情解释通透，却又让我在某些层面依然迷惑。“出生与死亡携手而至，”她告诉我，“在同一时刻，我们迎来新生，也走向终结。”年，我终于成为一名拥有正式资质的护士。由于难以承受其中的悲伤与压抑，我决定不再做精神健康护理，而将专业转为儿科护理。我和3个最好的朋友搬到伦敦东南部的一套公寓里，她们都是助产士学徒。我追忆往事，和她们讲起我那唯一的一次接生经验：“斯嘉丽很勇敢，也很年轻。这事儿很平常，但也绝不寻常！”我的朋友们眼含笑意，彼此示意。成为助产士需要经历40次分娩现场，而她们已完成一半。

手术助理护士那双坚定的手

手术室里的情景对患者来说一定很可怕，但我已习以为常。能习惯这种事情其实挺让人惊奇的，因为生活并不总是这样。我亲眼看过的第一个手术是一场心肺移植。那时候我19岁，还是个实习护士。手术格外漫长，超过12个小时。它需要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表现得像一支接力队，只是他们手里传递的不是接力棒，而是人类的心和肺。我一直在护理的是一个等待一组新肺的患者：一个名叫阿伦的14岁男孩，患有囊性纤维化症（一种常见的遗传疾病。此病症会影响病患的全身，导致逐渐的行动困难以及提早死亡。最常见的症状是因为长期反复的肺部感染所导致的呼吸困难。），只能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整日疲惫而虚弱地咳嗽，皮肤灰黄。我帮他做术前准备，把可可油涂在他干干的膝盖上，拿走他的游戏机，并发誓会用生命保护它。我用一块三文鱼粉色的、浸过无菌水的海绵润湿他的嘴唇，不想冒一丁点让他接触任何细菌的风险。我们聊着天，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但当搬运工进来帮我把他送去手术室时，他紧紧抓住他的妈妈。“我睡着之前别走。”他说，然后望着我，“你会一直在那边吗？”“我会的。你准备好了吗？”他摇了摇头说还没有。但我还是朝搬运工点了点头，他们把他的床推出病房，推到走廊上。其中一个搬运工是个活泼的小姑娘，一直在吹口哨。他妈妈握着他的手，快步跟在床边。我用余光注意着床尾的显示屏，上面是阿伦的血氧水平。我不会让它掉下去的。手术室是一个由走廊和推床构成的迷宫，各处覆着蓝色的无菌罩布，放着除颤器片和难对付的导气管组件。手术室护士的脚步很快，木底鞋在走廊上吱嘎作响，半系半敞的手术罩袍飘动在身后，像是魔法师。大多数人都不会留下关于手术室的记忆。我们睡去，然后醒来，没法计较这中间发生的事。手术室是个“生死掌握在他人之手”的地方。大多数时候一切平安，然而一旦出了差错，便会引发一场灾难。当患者状况突然恶化时，原本有条不紊、安静平和、一尘不染的环境就会变成战场。我尽量不去想手术室里会发生什么，不去想所有可能会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我摆出一副“外表淡定，内心慌张”的姿态，直到我们抵达麻醉室，里面是令人心安的设备和表情非常放松、面带微笑的麻醉师。“好啊，女士。你好，阿伦。”麻醉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与阿伦对视着，手术助理一直在近旁忙活，准备监视器和贴了标签的注射器。我站在床头，离阿伦的妈妈很近，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比如阿伦在麻醉气体的作用下睡着后，带她出去——几秒内就够到并拉她出去。我们不希望她看到患者被麻醉的下一个阶段：眼睛被胶带封住，头被尽可能向后掰，一根管子插进他的气管，针头扎入静脉，剩下的衣服全被脱掉。然后我们还会在他的皮肤上涂一层浑浊的铜与必妥碘溶液（用于术前消毒杀菌），直到他看上去不像个人，而像块肉。我陪阿伦的妈妈到手术室外面走了一会儿，抱了抱她，搜肠刮肚地想要说点什么来安慰她。“刚才是我这辈子最惨的时候，”她说，“最惨。”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小看把自己孩子的性命交托给陌生人的艰难，无论那些人有多专业。离开白得一尘不染的走廊，我陪着阿伦的妈妈走回病房，她哭了起来。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最后她看了眼时间。“这个手术需要很长时间，”我说，“一整天，所以你得找点事做。我待会儿就得回去，去阿伦那边。”“我去找我妹妹，”她说，“我得找点事做。”我对她微微一笑，没有说她想听的话。我已经有过教训了。上周，我照护的第一批婴儿中有一个要接受一个相对简单的手术，来修复他的心脏。“他会没事的。”我反复对他的父母说。但他并非没事。他没能从手术室出来，死在了手术台上。我让事情变得一团糟，他的父母极度错愕，接近发疯。“忙起来，”我说，“时间会过得很快的。”大手术室里挤满人，但非常安静，我跟一群医学生和初级医生一起站在观摩台上。大手术室里挤满人是一场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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